天主教历史浅谈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五十一】

第七章 十九、二十世纪基督信仰的世界化

51.欧洲传教士再度前往东方传教

天主教欧洲传教士第一次前往东方传播福音始于十六世纪初年,以耶稣会首批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为首。此后大约两百年间,教会在印度、中南半岛、中国、日本、朝鲜等地披荆斩棘,努力拓展基督的神国。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宗教思想的不同,传教方法经常不容易被地方人民所接受,以及欧洲国家政府时而干预传教工作,还有欧洲各国本身发生政治变化,致使传教工作逐一停顿。

十九世纪初年,欧洲人开始大量向外移民之际,传教士们也再度试着前往东方传教。到东方之路首先接触到的国家便是印度。这个据说是圣多默宗徒曾经传教过的南亚德干半岛,至少在第五世纪已有基督信徒存在。第十六世纪上半叶西班牙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率先抵达印度传教。他几乎在一种莫名其妙的状况下,使许多印度南部沿海地区的居民归依了基督。后来由于葡萄牙政府强迫印度基督信徒接受罗马拉丁礼节,以及事后引起的礼仪之争,再加以欧洲天主教国家的没落,印度的传教工作终告停顿。

十九世纪初年,欧洲传教士再度踏上印度本土后,昔日的保教权利礼仪问题又重新引发。这个时期控制印度的英国主张誓反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自由传教,而印度的种性阶级制度也倾向于让基督信徒建立自己的村庄,使他们聚居在一起,不和印度教徒来往,也不鼓励培养本地籍的神职人员。

为了设法传教,誓反教和天主教都在印度争相开办学校,吸收任何宗教信仰的学生。天主教耶稣会于一八四七年在当地开设专收印度人的修会初学院,也在锡兰岛中部大城康提(KANDY)建立一所培育全印度神职人员的修院。

正当欧洲传教士再度前往印度传教,开办学校、修会会院初学院和修院之际,在中国的基督信徒,神职人员和外籍传教士正在受种种压迫。当时的满清政府不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活动,国内的教会从十八世纪末叶已经开始遭到政府的残酷迫害,教会人士和教友被视为政权稳定的障碍,一如制造动乱的白莲教徒和阁老教徒一样。这样的迫害延绵几十年,直到一八四二年清政府屡次在大小战役中败于英国,而签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之后,教会在中国的处境才改观。

江宁条约签定后,其他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中国几乎处在被瓜分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任人宰割。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几乎都列有与传教有关的条文。例如一八四四年中法签定的黄埔通商条约第二十二条款便规定:“任何法国人,只要到了五口岸中的一个,不论他的居留时期有多长,都能租用房舍仓库以储存货物,也能租用地皮以建造房舍仓库。法国人同样可以建造教堂、医院、养老院、学校和公墓”。一八五八年中国和英法两国签定的"天津条约"第十三条款也规定:“基于基督宗教的主旨在于引导人修德行善,所以基督宗教团体成员都享有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保证,并能自由度宗教信仰生活;至于和平前往内地的传教士,也将保证予以有效的保护”。

满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无数不平等条约后,各国终于能在中国境内设立教会团体机构,而法国俨然以在中国传教的保护国自居,每位在中国的传教士也都持有法国护照。

当时的罗马教宗良十三世看到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造成的,是把所有各国的传教士置于法国保护之下的事实,他认为不妥,于是希望罗马与满清政府直接建立外交关系,以确保传教与信仰自由的权利。良十三世教宗的意思得到光绪皇帝的赞同,彼此准备派遣使节,但是法国为了保持它在中国享有的保教权的威望,从中阻挠,于是罗马圣座与中国建交一事终于胎死腹中。这已是公元一八八五年的事。

西方列强与中国签定的种种条约固然给传教工作带来了远景,但传教工作并不因此而一帆风顺,因为传教士总和欧洲列强脱离不了关系,列强们走在前面,对中国极尽经济剥削之能事,而传教士们则走在他们之后,为推展传教事业。这种种现象逐渐导致中国人普遍仇外心理, 许多仇外的人组成秘密党派,一心一意想彻底消灭外国人。

灾祸终于来到:一九OO年义和团在北京发难,导致八国联军围攻北京五十五天,多位主教、不少神父修女和成千上万的教友及欧洲人遭义和团屠杀。清廷战败,被迫偿付巨量赔款。就在义和团拳乱结束后一年,一位比利时年青的遣使会会士雷鸣远(VICENT LEBBE)来到中国,他看到某些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人面前所持的民族优越感深深侮辱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于是痛心疾首,决心要改变这种有害传教工作的障碍。他发现保教权会使中国人把教会和西方的文化与势力混为一谈,让中国人视天主教为洋教,因此立志使自己完全中国化,让"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则归基督"。

一般而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年前来中国重新展开传教工作的西方传教士,不像十七、十八世纪的传教士那么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化,他们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和大学诸如耶稣会在上海设立的震旦大学,都侧重西方的教学方式和科目,例如自然科学和语文。至于中国本地神职人员的培育仍然相当西化,尽量让中国修生与中国的家庭观念和文化基础背景保持距离。

当西方列强迫使中国门户开放,让他们任意践踏剥削之际,日本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从一八五三年起,美国和欧洲国家也先后以武力迫使日本重新打开十七世纪向欧洲人关闭的门户,让他们在日本经商,并为本国侨民建造教堂。一八六五年,一位名叫珀蒂让(PETITJEAN)的传教士为他在长崎所建的圣堂举行落成典礼时,无意中竟发现有一批十七世纪天主教徒的后裔,他们在没有神父的照顾之下,竟把福音的教导和教会的规矩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在两百年之间保存着祖先的信德。

日本人虽然被迫对外打开门户,但门户开放后却欣然接受西方文明,加速了内部的维新。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在一八七三年得到政府的承认,于是欧美传教士大量涌到,在那里广设学校,,满足大和民族固有的好奇心。公元一八九一年良十三世教宗为日本天主教设立圣统制,但是十七世纪发生的传教奇迹已经不再。十九世纪的日本人感兴趣的是欧洲的科技,而且把欧洲的科技与基督信仰完全分开来看。再说,十九世纪日本的民族意识和帝国主义也正在抬头,日本人在二十世纪初年打败俄国、中国和朝鲜的军事成就竟使他们对本国与西方宗教有关的人,尤其是对对基督信徒怀有戒心。

至于朝鲜,虽然额我略十六世教宗曾在一八三一年从中国指派一位宗座代牧前往那里,但朝鲜始终禁止传教,迫害教会的行动断断续续,直到一八八五年才恢复宗教自由。虽然教难在朝鲜也持续了一百年,但那里的教友有增无减。

最后也谈谈中南半岛教会的惨烈经过。十七世纪由法国耶稣会士陆德(ALESANDRE DE RHODES)在越南所开创的教会虽然历经了不少教难,仍有良好的进展。但是在一八二五年明命(MINH-MANG, 1820-1841)国王再度掀起教难,持续了半世纪之久。在这段时期间,对教会迫害之残酷,除朝鲜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它比拟。一八四七年继位的国王嗣德(TU-DHUC)是这段期间最凶猛的迫害教会者,致命者无数。当时有一位法国主教实在忍不下去,于是要求拿破仑三世派兵来解决教难问题。结果,法国和西班牙派了一支舰队前来,在一八五九年占领了西贡,嗣德国王只好把交趾支那,也就是南越让给法国。在法国统治的地区,教会的兴盛发达自是意料中的事、一八八五年,北越也陷入法国手中,从此,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地共同形成了法国的"印度支那"。

在法国统治之下,越南人归依天主教的人数增加得很快,而且本地神职人员的培养也非常积极,成绩相当可观。除了菲律宾,越南是远东地区天主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但是一个老问题始终存在,就是越南人民对祖先的祭礼仍然是传播福音的一大障碍,这要等到二十世纪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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