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历史浅谈

天主教历史浅谈【上四十七】

47. 世俗权威的崛起

   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历史上称为基督信仰社会(la Cristianita)没落的时期。这里所谓的没落(declino),是指以教会体制为基础的欧洲社会的结构的开始瓦解。这个社会结构原是以罗马教宗的最高权威为基础的,这个权威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依诺增爵三世(Innocenzo III)教宗时代达到巅峰状态。这位教宗最强调教会的神权高于世界上任何帝国、国家、社会的政权。那时的他对整个欧洲拥有裁判权:他于公元一二零九年加冕巴伐利亚公爵、日耳曼国王、布伦瑞克的鄂图(Ottone di Brunswick)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年后,这位皇帝不履行对教宗的诺言,旋被教宗开除教籍;教宗又从西西里岛召回腓德烈二世前往日耳曼接替鄂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那个时代,法国南部兰圭多克地区的'卡塔里'教派异端非常猖獗,教宗派往当地主持消除异端重任的代表竟在那里遭杀害,于是依诺增爵三世又在公元一二零八年发动组织一支十字军前往讨伐。当时西班牙国王正积极对抗入侵的北非伊斯兰教徒摩尔人,这位教宗也予以支持。

教宗依诺增爵三世在欧洲所建立的无上权威并不稳固,在随后的许多、甚至非常严重的危机中,这个权威便慢慢地衰弱下去。当时欧洲某些王侯开始不满罗马教宗在政治上的无上权威和对欧洲政治的干预,而教会内部也因为意见分歧而导致离心的现象和对教宗权力的抗议。这一切都是日后政治和宗教信仰意见不再始终一致的先兆。

不过这种没落的现象并不代表那个时期整个教会的信仰生活,因为在那危机四伏的时代,教会内部有识之士也开始推行改革,许多基督信徒也在那似乎不知所从的世代中,开始深入进行内在的反省。这些都意味着教会将进入另一个崭新的时代。

话说十一、十二世纪之交,几位罗马教宗和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为了神权和政权的消长发生了极严重的冲突后,皇帝的权力都衰弱了许多,甚至出现二十年皇位出缺的现象。那个时期的罗马教宗为了驯服皇帝君王的跋扈,动不动就以开除教籍相威胁,表面看来似乎是教宗得利,其实,长期下来,帝国皇帝的没落正好助长了欧洲各地王侯的声势。这些王侯利用封建的权利增长了自己的势力,慢慢地对自己的辖区掌握了实际的统治权,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国王都是在大大小小的东征西讨中逐渐巩固了王国的实际势力。

西方这些王国从封建制度中渐渐壮大以后,慢慢地便孕育出中央集权的政治雏型,进而脱变为现代国家的形态。这些国家除了政治外,在财务和司法上也由国王独揽大权。这种新的政治局面一旦形成,国与国之间臂肘相接,彼此没有周旋缓冲的余地,摩擦在所难免。公元一三三七年爆发的英法'百年战争'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欧洲几个现代形式的国家是在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式微之后,才各自肯定并确立自己在欧洲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势力范围,而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式微,主要原因之一是它跟罗马教宗在神权和政权之间孰高孰低的较量之后,才败阵下来的。现在新兴的现代国家崛起,不能不考虑到罗马教宗一直以来在整个欧洲政坛上所占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所发生的影响,否则,一味儿冒昧横冲直撞,只顾肯定自己国势的发展,势必重蹈覆辙。不幸的是历史事件又重演,而且比过去更严重。

在第十三世纪之前,教会介入帝国或地方王侯辖区的内政事务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教会是欧洲社会的基础,许多国计民生的事与教会有极密切的关系,国家政治事务经常需要教会提供宝贵的意见和支持。十三世纪末年,神圣罗马帝国没落之后,英、法、西班牙几个王国崭露头角,这些王国的君主一心一意要肯定他们对本国教会的权威,所以越来越不接受罗马教宗介入他们本国教会的事务。最显明的例子发生在法国。

公元一二八五年法国国王腓力三世(Filippo III)去世,儿子继位,号称'漂亮的'腓力四世(Filippo IV,il Bello)。他是法国历史上极出名的既热心虔诚又勤俭刻苦的圣王路易九世的孙子,这位孙子一反祖父处世为人的榜样,横征暴敛,为了敛财不择手段,他左右的人又都是罗马法律的专家,极力推崇国王的权威势力。因此,这位'漂亮的'腓力四世在公元一二九六年和一三零一年到一三零三年之间,两度与罗马教宗博尼法爵八世(Bonifacio VIII)发生严重的冲突。但是这位教宗也是法律权威,而且个性强硬,非常在乎教宗享有的种种特权,在维护这些特权上一点也不含糊。

一二九六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起因于教会神职人员免纳税的问题;教宗博尼法爵八世反对国王向神职人员征税。结果是教宗册封法王路易九世为圣人,而平息了这次的冲突。第二次冲突的导火线是腓力四世国王在一三零三年囚禁法国帕米耶教区的主教。教宗博尼法爵八世认为岂有此理,遂颁布'至一至圣'(la bolla Unam sanctam)诏书,严加谴责。他在诏书中强调:教会独一无二,它只有一位元首,世俗的权威必须服从教会精神的权威。世俗权威有错,必须受精神权威的裁判,下级的精神权威有错,该受上级精神权威的裁判。如果最高的精神权威有错,只有天主有权柄裁判他。最高的精神权威虽然是交给人的,并由人执行,但它不来自人,而是来自天主。法国国王则宣称:一国之内国王是最高的元首,没有任何权威可以高于他的统治权,如果教宗不履行他的义务,该受公议会的裁判。

对法国腓力四世国王的强悍,教宗便援引历史前例,以罢黜他的王位相威胁,结果双方展开激烈的舌战。国王的军师顾问开始发动国家民族主义的宣传,编造无奇不有的罪名控告教宗,企图在全国造成一股爱国和爱教会的情结,与罗马教宗抗衡。腓力四世甚至派他的法律部长威廉.诺加雷(Guglielmo di Nogaret, 1260-1313)在一三零三年九月带兵进入意大利,勾结博尼法爵八世教宗家族的世敌夏拉.科隆纳(Sciarra Colonna),兵临教宗在罗马南方家乡阿纳尼(Anagni)的住所,把教宗绑架起来,准备把他带到法国受审。不料阿纳尼城的居民群起反对,诺加雷看事情不妙,才把教宗释放。但是这位教宗受到这场无法无天的闹剧的侮辱之后,一个月之间便去世。这件事给五年后罗马教宗被逼、把自己的宗座所在地迁往法国阿维尼翁(Avignon)的事件开了可怕的先例。

那个时期,除了法国之外,日耳曼地区某些王侯也和罗马教宗作对。公元一三二二年巴伐利亚王路易四世称霸日耳曼地区,并在各地诸侯的拥护下坐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当时寄居法国阿维尼翁的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不予以承认,路易四世遂率军南下意大利,在罗马拥立一位取名号为尼各老五世(Niccolo V)的教宗,好与阿维尼翁的若望二十二世教宗对立,并让他所立的教宗给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若望二十二世认为路易四世大逆不道,遂把他和有关的人开除教籍。但是日耳曼各地诸侯并不接受阿维尼翁的教宗的这项处置。

其实,日耳曼王路易四世和一些诸侯之所以如此胆大包天,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蛮干。那个时代罗马教宗的权威凌驾欧洲所有的皇上君主,这些象征现世权威的皇上君主必须得到教宗的承认才能有效地行使他们的统治权,也因此,与罗马教宗发生纠葛摩擦是在所难免的事,他们无不希望摆脱教宗有形无形的干预。就在那个时期有巴黎大学校长马尔西利奥(Marsilio da Padova, 1275-1343),他是意大利北部帕多瓦(Padova)城的人,是一位哲学家,写了很多关于政治的论着,他对当时政治的看法相当偏激。

公元一三二四年马尔西利奥写了一本书,名叫'和平的保卫者'(Difensor pacis),他在书中强调:“人为了生活得好,彼此组合成社团。社团使人得以为了生活需要而交换有无。这个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形成的组合体就叫作城市。国王根据法律所采取的行动和法律所赋与的权威,成了民事行为的准则和尺度。至于教会,它的种种定义中最恰当的乃是信仰基督并呼求基督之名的信徒的总体。这个总体的各部分在各自的团体中相会。教会不只是主教、神父和执事”。马尔西利奥在书中又说:“教会就是信徒大众,大众形成法官,所以法官的裁判权属于组成团体的信徒或公议会。召集公议会的权柄属于国家唯一的立法者国王或他所委托的人,并由他指定参与公议会的人选”。

马尔西利奥这位巴黎大学校长的思想是:世俗政权在一国之内拥有无上的权威,国家掌握最高权力,,国王授给神职人员权力,也召集公议会,教会不能算是一种社团,它只是信徒的统称而已。这种思想是神权思想的反面,是现世集权主义政府的胚胎。

在十四世纪初年,欧洲几个新兴的大国都在设法摆脱罗马教宗的牵制的那个时代,推崇国家和君王最高权威的思想言论是很受各国重视和欢迎的,马尔西利奥就在日耳曼的巴伐利亚王路易四世和阿维尼翁的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决裂的那一年,把他的那本著作'和平的保卫者'呈献给路易四世,并跑到巴伐利亚为这位君王效劳,与教宗抗衡。

除了马尔西利奥这位极端拥护国家君王最高权威的学者之外,当时也有不少人主张世俗权威不该受教会权威制衡的思想。这里所谓的'世俗'(laico),并不意味着反宗教(antireligioso)或反神职界(anticlericale)的意思,而是指与教会神权并立、彼此不相干的权力。这种世俗的思想言论一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国家现世权威的独立,另一个是坚持教会不限于教会圣秩体制中神职人员,而是所有信徒的总体。不过也有一些人采取比较中庸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家和教会彼此之间只能有相对的自主权,没有一方可以绝对指挥另一方,因为各方的职权性质不同。

无论如何,十四世纪初叶欧洲社会的世俗权威已经抬头。公元一三五六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四世(Carlo IV)颁布'黄金诏书'(la Bolla d'Oro),规定帝国境内的三个总主教区,即美因茨(Mainz)、特里尔(Trier)和科隆(Koln)教区的主教,以及四位王侯,即波希米亚王、萨克森公爵、布兰登堡侯爵和莱茵伯爵等七人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七大选侯。从此,教宗无法再过问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人选的事务,而世俗的政治权威也达到空前的巅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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