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历史浅谈

天主教历史浅谈【上三十七】

37. 中古世纪教会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基督信仰

   欧洲中古世纪每个时期阶段对后代任何人都具有非常的吸引力,因为那是西方文明、思想、生活、信仰、政治、文化、艺术、宗教不断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漫长时期。在这段前后整整一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欧洲各民族,尤其是拉丁、日耳曼和斯拉夫这几个大民族体系的人民,是怎样藉着文治和武功在统一扩张、在分裂缩小、在破坏毁灭、在重建更新他们的生活世界。这段漫长的历史,不论是大事件或小故事,都是可歌可泣的,因为那是人类中相当多的一部分的人在追求真、善、美理想的奋斗过程。尽管这期间有许多令后人发指的暗无天日的时代,尽管在这些暗无天日的时代中有许多愚蠢滑稽和不可思议的事迹,但从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来看,那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痛苦代价。如果这些代价没有落空的话,后世的人只能感念前人在探索追寻的历程中,有意或无心所奉献出来的生命血汗。

欧洲中古世纪,根据历史家的年代分法,是从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结束起,到公元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为止这一千多年。而中古世纪又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大阶段:前期从第五世纪到第十世纪;后期从第十一世纪到第十五世纪。前期从欧洲北方蛮族入侵西欧、中欧和南欧开始,经过法兰克人所建立的美罗温王朝、卡洛林王朝、神圣罗马帝国,以至欧洲封建社会的形成为止。后期则从封建社会弊端丛生,教会痛下决心重整教会纪律,维护教会神权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尊严开始,直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资助之下,发现美洲新大陆,人类历史终于进入现代时期为止。

话说第四世纪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法定的宗教以后,天主教的基督信仰便成了凝结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唯一力量和彼此共融的基础。那时的教会和政治是帝国一体的两面,教会引导人民的精神灵性生活,政治则管理人民现世食衣住行的物质需要。教会和政治就像一个人的灵魂和肉体一样。不过,话得说回来,教会虽然与政治水乳交融,但是教会始终认为帝国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帝国本身所负的超性使命,那就是实现天主的国度。唯有如此,帝国的存在才有意义。这至少是中古世纪最美好的时代,第十二和十三世纪一些神学家的看法。

当基督信仰成为欧洲人生活的规范法则之后,水涨船高,罗马教宗国的分量和地位益形显著和重要。这种重要性有时候让世俗政权感到不安,但也有助于教会收回原来属于它的职权,让教会的宗教事务独立于政治的干涉支配之外。中世纪发生不少政教冲突,原因大都出在教宗国和现世国度之间的权力消长发生不平衡的现象。十一、十二世纪罗马教宗与日耳曼皇帝之间的交恶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古世纪后期教会确实出过不少杰出的人物,诸如教宗圣额我略七世,圣伯尔纳多,法国国王圣路易九世等等。那的确是个教会辉煌的时代,令后世的基督信徒,特别是十九、二十世纪的天主教徒怀念非常。不过我们也不能过于把那段时期理想化,因为就在那同一个时期,也有很多基督信徒没有按照福音的精神生活。

自从第九世纪圣神罗马帝国分裂并消失后,欧洲各地王公贵族为了自保和抵御来自北方的诺曼人的侵扰,于是渐渐地形成了封建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给帝国消失后的欧洲维持了暂时的稳定局面,另一方面却给教会带来无数的弊端。许多忧国、忧时、忧教会的有志人士便走出隐居的深山幽谷,进入尘世,希望有一番作为。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那个时代的主教神职都是由王侯任命指派的,只要合乎王侯的利益,即使昏庸,照样可以担任教会的重职。基于这个理由,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收回世俗政权指派任命主教、甚至提名罗马教宗人选的权柄。

公元一零五九年,教宗尼各老二世(Niccolo II)在罗马拉特朗宫颁布教会改革法令,规定从此以后,罗马普世教会的教宗一旦去世,他的继承人必须由具有'枢机'身份的教会人员选出。尼各老二世的新规定明确指出:具有主教身份的枢机必须先小心谨慎地寻找一位堪当的人选,然后请具有司铎身份的枢机前来,最后再让一般神职人员和教友一起参与选举教宗的大事。从文件看来,似乎教宗的候选人只有一位而已,他是由身为主教的枢机们先推举出来,然后再请身为司铎的枢机一起来表决。至于一般神职人员和教友,他们仅是受邀请来观礼而已。无论如何,从此以后,教宗是由'枢机'们投票表决而产生的。

正因为枢机们掌握选举教宗的职权,所以他们在教会内部的地位越来越特殊。当时的枢机们都是罗马本地神职界中最重要的成员,他们是罗马地区的主教们,是罗马重要圣堂的主持人,以及七位管理罗马本地教会财务的执事。
尼各老二世教宗颁布改革教宗选举法令后,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 (Enrico VI)很难咽下他指派教宗人选的大权从此消失这口气,却也不能不接受。不过他的手痒偶尔也会发作,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会旧病复发,自己任命一位'教宗'与罗马的枢机们所选出的教宗对抗。

公元一零七三年罗马的枢机们选出一位有作为的教宗额我略七世(Gregorio VII)。这位教宗一上任,便更积极地推行教会内部的改革,特别是 伦理道德方面的革新。次年,一零七四年,他颁布罗马教务会议所决议的法令:凡是用金钱购买得教会的圣品或教会的职位者,从此不能再执行教会内的任何职务;凡是用金钱购买得圣堂的人,将失去这些圣堂。从今而后,任何人不得买卖圣堂;凡度私通生活的神职人员,从此不得再举行弥撒圣祭,也不能执行神品中任何属于小品的职务;凡是轻视我们的、也是教会有圣德者的法令的人,百姓绝不能参与他们所行的任何职务,为的是使不纠正对天主的爱,不尊重自己的职务尊严的他们受到百姓的羞辱和责斥。

额我略七世教宗希望他所颁布的教会内部改革法令得到王公贵族和主教们的合作与支持,但是事实和他的理想并不完全相符。在这种令人泄气的情况中,这位教宗感到一切的坏事都是因为教会的职权由世俗政权授予而引起,因此决意废止一切大大小小世俗权威介入教会职权的现象。就任第三年,公元一零七五年,他禁止所有的主教接受世俗权威的委派任命,也禁止任何总主教祝圣那些接受世俗政权任命人为主教。这在当时当然是一件很不容易执行的事,因为牵涉到主教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权力和大批产业的取舍问题。那时有很多的主教都是王公贵族所任命的,甚至是王公贵族自己担任的,他们集神权、政权和财权于一身,他们由世俗政权任命后,再由教会予以祝圣追认。在这种状况之下,教会、尤其是地方教会,常是附属在政权之下,至少是与政权同一鼻孔出气。

额我略七世教宗的新作风自然要给教会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因为主教不再接受世俗权威任命后,他的社会地位和巨大的财富都将立刻消失。可是这位教宗毫不在乎这一切,现世物质财富于他如天上浮云,他所要的是主教们完全独立于现世政权之外。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也是教会内部的新作风,因为从此教友大众再也不像过去一样参与选举主教的事务。额我略七世这项基本改革重新奠定了罗马教宗对普世教会和对皇帝及所有王公贵族的最高权威。为了彻底执行他的决定,他亲自派遣特使到欧洲各地去巡视,监督各地教会执行他的训令。

当时反对额我略七世教宗最厉害的当然是日耳曼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为什么呢?因为日耳曼帝国境内最重要的封建诸侯都是主教们,这些分封侯一旦不再由皇帝选派,皇帝必然要丧失大部分的权威。就为了这个理由,此后的皇帝们开始与教宗们展开长期的争斗。首先发难的当然是亨利四世,他宣布废除额我略七世教宗,而这位教宗也立刻还以颜色,罢黜亨利四世的皇位,并解除所有臣民服从皇帝的义务。亨利四世一看情势不对,各地诸侯庶民不再听从他的政令,于是在意大利中北部卡诺萨堡(Canossa)女伯爵马蒂尔德(Matilde)出面调解之下,于公元一零七七年亲自来到卡诺萨堡,向当时在那里作客的额我略七世教宗请罪。皇帝穿着悔罪的麻衣在城堡门外苦等了三天,表示忏悔的心意,额我略七世教宗为皇帝的行为所动,终于接见了他,也接受他的悔过自新,重新承认亨利四世的皇权皇位。

亨利四世回到日耳曼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设法重新统一帝国,因为他在一年前,一零七六年,被教宗罢黜皇权的时候,许多诸侯已经不再臣服于他,并且拥立了一位新的盟主。亨利四世经过三年的南征北伐,终于又统一了日耳曼。眼看帝国又在他手掌之中,于是心生洗刷卡诺萨堡的耻辱的意念。他旧病复发,在公元一零八零年又再度宣布废除额我略三世教宗,同时私自任命了一位名号叫'克莱孟三世'(Clemente III)的罗马教宗予以取代。不仅如此,亨利四世更率军南下,攻占罗马,让他所任命的'克莱孟三世'给他加冕。额我略七世不得已,南下意大利那波利附近的萨勒诺(Salerno)避难,一零八五年客死在异地。

教宗额我略七世的去世并没有平息罗马教会和日耳曼帝国皇帝之间的职权纷争。虽然如此,教会和帝国双方已经渐渐地分辨当时主教职务内涵的区别,那就是身为主教的人,他一方面负有教会精神的职权,另一方面又掌握世俗物质的权柄,这两方面是截然有别,不能混为一谈的。

经过大约三十年冷静的反省、思考与分辨,教会和日耳曼帝国终于在一一二二年在日耳曼帝国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Worms)城,由教宗卡利斯托二世(Callisto II)和日耳曼皇帝亨利五世签署历史上著名的'沃尔姆斯协定'。根据协定,主教由罗马教宗任命祝圣,象征主教牧职神权的牧杖和权戒由教宗授予。既然那时候的主教也是地区社会的行政首长,所以象征这种世俗权威的手杖和宝剑,则由皇帝授予。在教会精神职权事务上,主教服从罗马教宗,在现世地方行政权威上,主教听从皇帝。从此,教会的教宗和主教不再由世俗的帝王指派任命,政教之间长达几乎两百年的锡封叙爵(lotta delle investiture)权利之争于是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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