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历史浅谈

天主教历史浅谈【上三十六】

36. 神圣西方拉丁教会与东方希腊教会在公元一零五四年的决裂

   大凡人世间的事总是福祸相随,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仗'!大难之后总隐藏着生机,而大福之后也埋伏着祸患。明智的人洞悉人间命运的常规,所以能居安思危,经常保持着有节制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他们懂得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他们时时警惕,所以不会遇到大难;他们也因为节制,所以不会得意忘形。

天主教会在初世纪遇到不少的政治迫害,到了公元三一一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才颁布帝国境内宗教自由的法令,于是教会重见天日,享受太平盛世的喜乐。谁料君士坦丁皇帝为了帝国东部的扩展和安定,在希腊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建立君士坦丁堡新都,无形中,教会的重心便由罗马移到君士坦丁堡。从此以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衍生了许多大大小小、属于政治、宗教、文化、礼仪和教义方面的芥蒂和摩擦,这些摩擦经过七百多年的折腾,终于演爆出教会东西方之间最后的决裂。

自从罗马帝国在希腊半岛的君士坦丁堡建立新都以后,希腊地区的教会便和帝国政权结了不解之缘,皇帝掌握任命和革除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大权,因为宗主教是人民的精神领袖,皇帝能不能对内高枕无忧,如意地统治帝国,有很大成份必须依赖宗主教的威信。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与皇帝的关系越是密切,就意味着罗马的主教'教宗'在理论上越远离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保护。公元八百年西方出现了与旧日的罗马帝国毫无瓜葛、却想恢复昔日的国势和威风的神圣罗马帝国后,罗马教宗在公元七五六年从法兰克国王丕平(Pipino)手中所得到的'教宗国',便被东罗马帝国视为政治上的敌人。也因此,西方拉丁教会和东方希腊教会不知不觉地卷入东西两个帝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

东西方两大教会团体固然间接地卷入两个帝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因素还不会比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来得严重,因为罗马的拉丁教会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教会彼此已经疏远到互不了解的地步:东方教会的人不懂拉丁文,西方教会的人更不懂希腊文。东方教会的人承袭了古老、伟大的希腊文化,他们在世俗事物和宗教信仰上都继续忠于前人的作风。西方教会的人则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支离破碎和封建制度的兴起,致使卡洛林王朝所推行的文艺复兴运动在第九世纪寿终正寝之后,进入了文化空前贫乏的时期。东西两方在那绝无仅有的少许接触中,又不但没有珍惜机会,互相和睦,反而彼此冷嘲歧视一番;对东方拜占庭的人来说,西方拉丁人粗鲁、野蛮、卑贱、贪婪、没有文化;对西方拉丁人来说,东方希腊拜占庭人退化、娇柔做作、繁琐、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在西方语言中,'拜占庭'这个名词就是繁琐、啰嗦的代名词。

除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以及文化的差异之外,东方希腊教会和西方拉丁教会之间在礼仪和教义方面也有重大的分歧:对希腊教会来说,信仰生活中的礼节仪式就是活的信德,就是在发挥效用的信德。对西方教会来说,礼节仪式和教义可以不混为一谈,两者可以分开来谈;为东方教会的信徒而论,改变礼节仪式等于是改变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东方教会对守斋、举行弥撒圣祭应该用发酵或不发酵的面饼、主持教会礼仪的人应该蓄长胡这些细节的问题那么重视的缘故;东方教会的隐修士和主教度独身守贞的生活,但是一般神职人员是结婚的,他们都有家室。在西方教会中,则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过独身和守贞的生活,至少,已婚的男士如果晋升铎品,就必须放弃婚姻的生活。

在教义方面,东方希腊天主教徒责备西方拉丁天主教徒擅自修改尼西-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所确立的'信经'条文,因为原来的经文在论及圣神的时候,只说"圣神是由天主圣父而发",但是拉丁教会却在这句经文上加了"天主圣子",以致经文成为"圣神是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从神学观点看,这两句经文在说明和了解圣神的本性本质上是有点微妙的区别的。

东西方教会之间有了政治、宗教、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礼仪和教义上的分歧这些背景之外,又加上教会最高权威方面的争执,致使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的分道扬镳在那时候成为无法挽回的僵局。一般而论,希腊教会比较具有主教团集体领导的观念,罗马教宗因为是伯多禄宗徒的继承人,所以有意无意、有心无心地都感到自己有干预普世教会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在东方希腊教会人士看来,只是象征性的荣誉而已。

其实,自从第五世纪以后,东方的希腊教会和西方的拉丁教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过多次的破裂,但事后又都彼此化解纷争,言归于好。不幸的是十一世纪中叶那次破裂一裂就是将近一千年,至今还没有完全修复。当时的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都有共同的敌人需要对付,那就是盘据在意大利南方的北蛮诺曼人。要是罗马教宗和拜占庭皇帝结盟联合,可能足以抵御诺曼人的扩张。不过,教宗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政治、乃至军事联盟有个先决条件,那便是双方的教会必须先修和。为了这个理由,当时的教宗良九世(Leone IX, 1002-1054)特派他所信任的助手,法国籍的文贝托(Umberto)枢机主教率特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当地的宗主教米凯勒.切鲁拉利奥(Michele Cerulario, 1000-1058)商讨,希望解决方才上面提到的那些老问题。不料这两位对时局负有扭转乾坤使命的人物不但不知自己对对方的文化认识不足,竟然还意气用事,不以大局为重,各人坚持自己的立场,毫无弹性可言。文贝托枢机主教挟教宗之威风,以君临城下的态度希望说服切鲁拉利奥宗主教不要敌视罗马;而切鲁拉利奥宗主教的反应也相当蛮横,他不愿失落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唯我独尊的地位,对他来说,与罗马决裂有好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当希腊东方教会的领袖。

罗马教宗良九世派遣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的目的是要真正了解希腊教会对拉丁教会不满的原因所在,以便解决彼此的歧见。既然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切鲁拉利奥实在没有心意归顺罗马教宗,而教宗的代 表文贝托枢机主教又不是外交长才,两人在找不到共同交谈的语言和基础后,话不投机半句多,彼此怒目相视,文贝托枢机主教写了一道破口大骂、声色俱厉的开除教籍令,把切鲁拉利奥宗主教和他的随同一并开除教籍,而切鲁拉利奥也不甘示弱,立刻还以颜色,把文贝托枢机主教等人同样打进十八层地狱。

对罗马教宗代表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双方之间的谩骂和绝交,当时的人,尤其是希腊东方教会的人根本不予以重视,因为从东罗马帝国存在七百年以来,类似的情形经常发生,屡见不鲜。再说,文贝托枢机主教在还没有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切鲁拉利奥等人发布开除教籍令之前,派他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罗马教宗良九世已先去世,那么这道开除教籍令是否还有效呢?

不论如何,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种几乎是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的行为竟然一放而收不回来,它的后果延续了将近一千年,直到今天。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多次修和的尝试,却没有完全缝合裂痕。罗马教会在公元一二七四年和一四三八年先后召开的里昂大公会议和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就是针对与东方希腊教会的修好与合一而举行的,但是一方面由于事前的准备不充分,另一方面又由于东方教会人士的拒绝,而功亏一篑。此外,西方国家和教会为了从伊斯兰教徒手中收复耶路撒冷圣地,而于公元一零九六年展开的七次十字军东征,更加深了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鸿沟。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伊斯兰教徒占领后,这个外在客观的阻碍使东方教会即使希望,也无法再与西方教会修好合一了。希腊拜占庭东方教会的信友从此更陷于孤立的处境。

本世纪,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前夕,保禄六世教宗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领袖阿特那哥拉宗主教(Athenagoras)互派代表,在罗马和在君士坦丁堡同时发表共同声明,对过去双方的互相谩骂侮辱与攻击的举止行动表示惋惜,并取消公元一零五四年彼此开除对方教籍的命令。这项共同声明是东西教会彻底分裂九百多年后,重新走向合一的重要里程碑。那是一个转捩点,但也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因为谁也不敢奢望千年的裂痕能在几十年之内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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