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史上的福音踪迹

六、蒙元崛起与景教在中国的复兴

唐太宗时,景教阿罗本来华,宰相奉命以国礼相迎,显然是件与政治外交有关的事情。我们由上两讲内容得知,日后为唐朝效命疆场的军队里,不论将士,都有我数极多信奉景教的外国佣兵。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景教在唐朝的兴盛,多少与朝廷重视武功的政治导向有关。

景教在中国的命运与佛教不同:佛教在唐武宗灭绝一切外来宗教后还能再度崛起,甚至成为社会主导力量,逼得当时儒家学者不得不吸收一些佛教学理精蕴,才得重振儒学颓风;可是景教却一蹶不振,以致逐渐消灭。这是因为宋朝由开始的政治导向就是重文轻武,不需借重西域的精兵良马,来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既便南宋在失去了大半国土后,虽有少数像岳飞一类的民族英雄,整军经武,力图振作,以求光复中原河山,但其整个朝廷政治气氛仍是主和派占优势,充满只求偏安一隅苟且心态。所以景教在两宋朝廷所管辖地区,不能再度兴盛是可理解的。

不过,与宋朝相邻的辽金诸国的政治导向,却一直是以军事扩充为主。他们的强大军队中也召募有大批的西域景教徒。所以,他们所管辖的中国边疆地带,景教势力依然很大;而且随着他们政治势力南移,景教又逐渐回到了华夏中原。

接着,蒙古帝国崛起,这个政权更以征服全世界为目标,军队收编了欧亚大陆各地英雄豪杰。帝国军队所到之处都直接间接地受到欧亚大陆各色文化的冲击,所有宗教都发达;最后,景教与许多不同的基督教派的势力,也随着元世祖的军队进入了中国本土,遍布到各地。

当时,中国内地人民对景教的一切早已淡忘,新来到的基督宗教被人称作“也里可温教”,这个教名所包括的不只是景教,还包括后来由孟高维诺总主教带来的天主教在内的所有基督教派,不过景教徒最多罢了。

当时,元朝中国本土境内的也理可温教徒很多。元朝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下,设有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佛教是“宣政院”。道教是“集贤院”;这两个宗教的教徒很多,事务繁忙,所以主管单位组织较庞大,属“院”级单位。也里可温教徒开始不多,没有专属的中央主管部门,而后因人数增加才增设一个组织较小的“司”级主管部门-“崇福司”;接着教徒仍继续扩增,最后“崇福司”又扩充成了“崇福院”,与道教“集贤院”、佛教“宣政院”鼎足而立。可见基督宗教“也理可温”在元朝的中国境内,是一个发展膨胀极快的新兴宗教。

元朝中国地区景教的领导中心在京城大都(汗八里)。亦即现在的北京,在那里设有总主教区。全国各地都有景教教堂,教堂都是政府官员兴建的,而且政府还拨赐官田及民田的收入,做为各教堂的维持费用。全国的主教司铎都来自异邦,据说大多数神职人员度婚姻生活,学问基础不深,道德修养也不高,挂虑的多是家人的生活。另外,也有一些独身的隐修士,根据文献记载,他们专务为皇帝祈祷。

福建泉州是景教徒集中所在。教徒大多是外国富有的侨民,尤其公亲王侯及后妃之类,信徒政治势力很大,社会地位较佛、道教徒为高:汉人景教徒就不多了,且多属贫民、仆婢之流。据可靠资料显示,当时人口众多的都市,像杭州、镇江、温州、昆明等地,每每都有二、四万景教教徒。

显然,当时特别热心的景教徒也会去耶路撒冷圣地朝圣。一二七八年,有京城附近的一位隐修士桑茂及山西省东胜城的马尔谷,二人相偕远去朝圣。他们到达世界景教中心的伊拉克巴格达后,马尔谷竟然当选巴格达宗主教,而桑茂奉派赴西欧天主教国家做巡回使节,并见到尼古拉四世,接受降福。

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包括景教及天主教,我们已把景教的情形大致介绍了,下一讲开始介绍天主教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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